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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思想探析——以中國農村社會 的價值重構爲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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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岩濤

【摘要】墨家學派 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 的思想學術長河中熠熠生輝,“兼愛,非攻” 的思想構成了墨家思想 的理論核心,“尚同”、“尚賢” 的思想構建了社會運行 的良性機制,“節用”、“節葬” 和“非樂” 的思想對 于當代社會倡儉節約 的風尚 的形成起到了理論支撐作用,“明鬼”、“天志”及“非命觀”孕育了中華民族虔誠 的自然觀 和奮鬥不止 的民族上進心與使命感。在現代化突飛猛進 的今天,墨家思想對 于轉型農村 的建設 和治理能夠起到價值重構、理念革新、人文回歸 和公德重塑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墨家思想;  兼愛 ; 非攻 ;  農村構建  

一、引言   
    春秋末 年,诸侯争霸,战事绵绵,各诸侯国处 于激烈 的动荡之中,与此同时,学术思想领域也也在孕育着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学术战争。诸子论战,思想击撞,各学派都在纷纷探究经世治国之道 和明理普世之学。墨家学派作为春秋战国时期 的一大显学也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以“兼爱,非攻”为理论核心 的墨家学说理论丰富,具有浓郁 的人文精神,兼爱非攻 的普世哲学 和爱好 和平稳定 的理想追求不仅彰显了与儒学、道学 的不同,对 于中华民族精神 的形成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对 于当今社会转型中 的农村文化 的构建 和人文精神 的培育更是起到一种价值标准 的功能。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一 个经济、政治 和文化高速发展 的时期,城市化 的潮流席卷了中国 的各 个角落,社会转型时期 的乡村在城市化浪潮 的面前表现出一种无措手足 的现代性尴尬,中国农村在城市化 的征途上引进了先进 的技术、文明 的理念 和前沿 的价值观念,但是正是市场经济 和现代传媒 的渗透撕破了几千 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形成 的稳定 的传统 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现代性 的生活逻辑尚未形成,而传统 的生活状态已被摧毁 的体无全肤,先进 的理念还是在社会表层发挥着工具性作用,而未成为一种抽象 的价值信仰体系,传统 的儒家思想在这种形势 的面前已经无法起到统领大局 的作用,转型中 的中国农村建设陷入了一种精神空虚 的困境。   
    墨家思想提倡“兼爱”、“非攻”,主张毫无等级 的爱 和社会 的 和谐、稳定,对 于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种潜在问题 和矛盾 的化解以及社区情怀 和集体记忆 的建构起到一 个很好地胶合作用;“尚贤”思想对 于当前农村社区民主建设 和社区管理 的科学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节用”等倡俭节约 的思想不仅符合我国 的宪法精神,更有利 于维护 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和社会公德。“明鬼”、“天志”等观念也是重塑农民信仰 和人文精神回归 的一 个前提。  

二、兼愛、非攻思想——引導價值重構   
    中国广大 的农村地区向来一直作为中国现代化 的强大 的稳定器 和蓄水池而存在,因为农村有大片 的农业土地 和蕴含着无限生产力 的农业人口,信息流动 的缓慢性 和文化 的单一性、同质性使得农民思想 和观念更趋向 于单纯质朴,更有利 于为社会 的现代化创造一 个稳定 和谐 的大环境,以及为现代化建设积累物质条件 和社会财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的几十 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中国农村再也不是费孝通老先生眼中 的乡土中国那样,“捆绑在土地上 的乡人”,由 于现代传媒、市场经济 的进入 和对乡土社会 的渗透“感染”,中国农民 的义利观 和价值观逐渐出现异变,单纯质朴 的观念被商业化 的理性观念所代替,传统 的人情关系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化,衡量标准更加明晰,私 的观念占据了人们 的思想观念领地。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模式,同质性减退,异质性增强,村民之间 的熟悉程度降低,农村 的“地方性共识” 的减弱也加剧了村庄内生秩序能力 的丧失,村民对 于村庄 的主体感逐步丧失,越来越难以依靠内生 的村庄秩序来维持世世代代在乡村土地上生存 的人们之间共同 的价值理念 和信仰,农村 和农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 的距离越来越远,农村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乡土中国向法理中国过渡。   
   中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 的人與人之間高度原子化 和人情關系冷漠以及地方性共識 的喪失,農民群體呈現機械化 和無機化,團體行動力變弱。正是墨家所倡導 的“兼愛”、“非攻”思想所預防 和避免 的,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 的思想包含著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指君臣、臣臣之間毫無等差 的愛,消除階級、階層之間 的隔閡,主張平等 和愛。另一層意思是愛利相兼,即趨利避害是人 的本性,墨子在體會到人 的本性 的基礎上主張在彼此獲利 的基礎上去愛,在平等愛人 的過程中彼此受益。農業社會商業化是不可避免 的一個趨勢,農民從感性人 和情感人向理性人 和商業人轉變 的過程中,勢必會發生傳統觀念 和現代商業觀念 的沖突,發生人與人之間 的沖突 和潛在 的社會矛盾,繼而會引起短時間 的農民群體性精神焦慮 和緊張,但是墨子主張在這種社會轉型 和身份過渡 的過程中注意衡平公 和私、人情 和利益 年P系,做到義利共生共存,打破小農原有 的宗族觀念,將分散或分裂 的農村群體碎片用墨家 的思想進行拼接粘合,用社會或集體本位來代替狹隘 的宗族主義,倡導人人平等、兼愛,具體到市場活動中,就是建立健全完善 的市場誠信體系,呼籲誠信 的商業倫理 和社會責任感,買賣雙方平等公平交易,使形成 的“農業-商業”二元交易體系在促進農民增收 的過程中,構建 和諧穩定 的社會秩序,同時也使得農民在 和諧穩定 的市場秩序以及人與人之間 的相互信任 和理解之中彼此獲得收益,這也就是墨子所說 的“兼相愛,交相利”。  

三、尚同、尚賢——推動理念革新   
    墨家 的尚同 和尚贤 的思想观念相对 于传统 的世卿世禄制度具有鲜明 的民主进步色彩,是由墨家 的兼爱思想催生衍化而来,国家 的治理,从下到上,从小集体到到大国家,从县邑到中央,从诸侯到君王,都倡导贤人理政,即所谓“能者上”,任人唯贤,所谓“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从历史 的角度来纵观,墨家尚贤 的思想较儒家“尊尊君为首” 的思想更具有进步性 和理论性,更符合时代发展 的潮流,更能与近现代 的法制观念相呼应,排除了世袭官制,贤人治国总比家族治国在理论上更具说服力 和先进性。而尚同就是在尚贤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尚同思想 的孕育 和产生有其深厚 的社会根源 和文化根源,春秋战国时期是一 个诸侯割据、战事频频 的一 个 年代,国家四分五裂,而统一国家,统一政令是很多人 的一种理想,人民希望建立一 个君主一统 的国家,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得社会地位,渴望有一 个 和平稳定 的生活环境 的迫切愿望。“这是当时墨学平民意识 的集中体现,道出了平民要求参政 的呼声,是有进步意义 的”。其实,对 于尚同 的理解也可以解释为人们否定 个体化,推崇集体同一 的一种价值观 和理想。不能说“尚同”是一种完美无缺 的社会理想,这种思想容易发展成为君主高度专制制度,进而成为阻碍民主发展 的因素,但是尚同尚一 的观念对 于现代转型过程中高度原子化 的农民 个体来说不失为一种值得 的制度。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根据村干部 个人 的品行 和治村能力将村级治理 的形态分为四种类型,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 和能人型。好人型治理是“从村干部 的品性上来讲 的一般具有良好 的人品 和人缘,不愿意用粗暴 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 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 的力量”,强人型治理是指“性格强悍之人治理村庄,这种人敢 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 的健壮身体或暴烈 个性”,但强人更容易向恶人转化,所谓恶人治村,指 的是“由恶人对村庄进行 的治理,与强人不同 的是恶人 的私欲更重,捞取本来不多 的村中公益或损害私益”,而大多数情况下,村民更期望能人治村,能人指 的是“那些有特殊经营头脑 和一技之长 的人,尤其是指那些已经发家致富 的村民。为了不辜负村民对自己 的热望,这些能人也有参与村务 的热情。能人治村 的好处有很多:第一,在 个人已经富裕起来 的情况下,他一般不会打村中公益 的主意;第二,他有带领村民致富 的能力”村民 的这种推崇能人治村 的愿望与墨家 的“尚贤”思想是一致 的,转型时期 的中国农村教育水平不是很高,村民素质也只是在中等水平线上下浮动,村务只能由品行优良 和有政治主见、治村策略 的人来治理村务,同时,村里又存在数 个以宗族为单位 的在数量上多 于村干部但又少 于普通百姓 的大社员阶层,这部分大社员大多是村内同姓宗族 的代表人,有治村 的才能,在品行 和威信上也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各自代表自己宗族 的利益,往往对村主任或村支书 的威望造成威胁。但是,在村民自治 的过程中还是善 于推举一 个最有才能 的人 和最能代表自己 的利益 的人来担任村内 的最高职务,带领全体村民致富。这就是墨子所说 的“贤人”。在贤人 的统一领导下整 个村庄 的村民在一 个相对团结 的集体中共同生活,这可以说是墨家 的尚同思想在现代村民自治之中 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村民民主政治思想 的萌芽。  

四、節用、節葬 和非樂——促進公德重塑   
    墨家 的“节用”、“节葬” 和“非乐”思想也是以其“兼爱”思想为基础 的,“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 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股钳纳之衣,轻又暖,夏服絺绤之衣,轻又清,则止。诸加费不加 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这说明了节用就是人们 的衣食住行只要满足基本 的物质生活生产需要就可以了,一切以享受为目 的消费都是奢侈 和浪费,提倡大家反对铺张浪费。节葬同理,反对过分夸张奢华 的葬礼,主张葬礼从简。非乐也是从节俭 的角度来告诫统治者在解决人们温饱问题之前,不应该把君主 和贵族 的淫乐放在首位,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体现了在社会发展初期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 的侧重点 的 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也说明了节用、节葬 和非乐思想中所体现 的节约思想不仅具有深厚 的传统文化 和道德基础,也是具有明确 的宪法依据 的。费孝通老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曾经提到过:“为满足人们 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得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 的要求。它承认一定范围内 的要求是适当 和必要 的,超出这 个范围 的要求是浪费 和奢侈”,这准确 的体现了墨家学派所称 的“节用”一词 的含义,“安 于简朴 的生活是人们早 年教育 的一部分。浪费是要用惩罚来防止。孩子们饮食穿衣服挑肥拣瘦就会挨打或挨骂。在饭桌上孩子不应拒绝长辈夹到他碗里 的食物。母亲如果允许孩子任意挑食,人们就会批评她溺爱孩子。即使富裕 的家长也不让孩子穿好 的、价格昂贵 的衣服,因为这样会使孩子娇生惯养,造成麻烦。”这体现了中国农民家庭传统 的节俭观念,中国农民将节俭教育从自家 的孩子抓起,将节俭 的理念融入到人一生 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 的树立 和培养计划之中,浪费,是村庄集体中舆论所禁止 和批判 的,而节约不仅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习惯,更是成为衡量一 个人品性优良、一 个家族荣辱兴衰 的重要标准。“节俭是受到鼓励 的。人们认为随意扔掉未用尽 的任何东西会触犯老天爷,他 的代表是灶神。甚至米饭变质发酸时,全家人还是尽量把饭吃完。衣物可以由数代人穿用,直到穿坏为止,用来做鞋底、换糖果或陶瓷器皿” 。他指出“知足 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一 个收入全部用完毫无积蓄 的人,如果遇到歉收 年成就不得不去借债从而可能使他失去对自 和恋 的部分权利”,“在日常生活中炫耀富有并不会给人带来好 的名声,相反却可能招致歹徒 的绑架,几 年前发生 的王某案件便是一 个例子”。这说明节俭在物质层面上也会给人们带来实际 的利益 和价值,只有节俭,农民才会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和自然灾害 的能力,才会有生存主体感 和安全感。可见墨家所提倡 的节用也不是只着眼 于品德养成 的,,也更具有其实用 和功利主义 的价值。勤俭节约 的传统习惯不断向人们内心深处内化时,便塑造了中华民族 的民族性格,即所谓 的农民 的乡土逻辑“中庸、平 和、不出头”。   
    但是,每逢婚姻丧礼场合,勤俭节约 的观念似乎就淡了。婚丧礼仪看起来仅仅是一种民俗活动,实则具有重要 的精神价值意义,中国人通过这种婚丧之礼来获得精神价值 的体验。费老说:“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 的开支并不是 个人 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母提供最好 的棺材 和坟墓。如前面已经提到,父母尽量为儿女 的婚礼准备最好 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 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 的宴席”。贺雪峰教授说:“一直以来,丧葬都是农村社会(也许是任何社会)中最为重大 的仪式,是阴阳相交,是生离死别,是人生结算,是联系亲友 的大事,甚至是人生 的竞赛。生养死葬,这 个死葬实在太重要了。”自古至今,尽管墨家不断地呼吁节葬,但是中华民族这 个世界上最勤劳简朴 的古老民族却实行铺张浪费式 的礼仪,这是可以理解 的,这是中国人 的一种孝德情结,所谓仪式 的本质就是婚葬仪式所包含 的象征价值与参与者投入仪式活动所获得 的主体感受有关。但是近几 年,随着无神论思想 的传播 和商品经济思想 的传入,人们 的思想观念受到了现代化 的洗礼,死,变得不再那么神秘;婚礼,也不再那么神圣。对 于现代 的丧葬礼仪,只不过是商品关系在人际关系领域 的一种外化罢了,所有 的仪式都成了活人之间 的一种攀比 和金钱竞赛,所有 的仪式都失去了其应有 的魅力 和神秘。当仪式活动失去了精神价值意义,徒具形式,变成农民进行社会性竞争 的手段时或丧失其严肃性而变成十分恶俗 的活动时,都是仪式活动 的一种异化,这种异化 的仪式丧失了其本有 的价值,成为纯粹 的铺张浪费。这也是墨家所批判 和反对 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过程中,尤其是面对商品经济 和现代传媒 的冲击,中国农民应该培养一种良好 的消费观念,辩证 的看待仪式,注重仪式 的精神价值,反对铺张浪费 和仪式 的商品化,注重墨家提倡 的“节葬”,来构建中国农民文明 的仪式价值观。  

五、明鬼、天志 和非命——呼喚信仰 的回歸  
    “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这一段话指出了墨家 的明鬼 和天志观,墨家认为鬼神无处不在,鬼神控制 和制约着人们 的行为,人们 的各种行为受到鬼神 的监督,因此统治者应该顺应民意,推行仁道,实际上这里 的“鬼”只是墨家进行自我证成 的一 个工具,他希望通过鬼神对统治阶级 的制约 和监督,来督促统治者大行天道,实施利民之政。中国古人一直都有一种朴素 的鬼神观,他们相信本体之外还存在一 个超自我 的神,这也是古代社会治理过程中规则之外 的一种治理方式,这种鬼神之治比显见 的规则之治要有效得多。费孝通老先生在调查1980 年代中国 的农村时提到过:“节俭是受到鼓励 的。人们认为随意扔掉未用尽 的任何东西会触犯老天爷,他 的代表是灶神。甚至米饭变质发酸时,全家人还是尽量把饭吃完。”正是这种朴素 的鬼神观造就了中华民族自省、自制 和自觉 的民族意识,以及朴素 的正义观。有人说,中国是一 个缺乏抽象信仰 的民族,我并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传统 的鬼神观念,中国人对鬼神 的各种祭拜仪式寄托 的是中国人对生命 的信仰那 和敬畏,就像西方人通过宗教来获得精神上 的救赎是一样 的。中国人那种朴素 的鬼神信仰自五四以来被德先生 和赛先生驱逐了,这种信仰被贴上封建迷信 的标签统统扔进了垃圾箱。无神论 的普及以及商品化大潮 的冲击使这种鬼神信仰逐渐销声匿迹,原本敬天畏地 的中国农民经过现代化 的洗礼,开始大言不惭“人定胜天”,最后是人战胜了天,还是天报复了人,这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农田因大量化学肥料 的使用而板结,大量 的毁林荒使得土地沙化,许多村庄变成了空壳村。同时,缺失了这种信仰,官不为官,民不像民,子不像子,父不类父。社会陷入一种潜在 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不仅仅是生态危机,更是社会伦理危机。面对人类从大自然中劫取得物质财富,面对着体无全肤 的农庄 和农田,农民会陷入深深 的焦虑 和精神空虚之中,又谈何新农村建设?因此,呼唤农民群体信仰 的回归,重塑对天地鬼神 的敬畏之情对 于农民群体统一价值观 的形成 和团体协调性 的加强具有十分重大 的作用。   
    墨家 的“非命”观看似与其“明鬼”、“天志”观念是相互矛盾 的,并非如此,其实他们是统一 的,只不过非命观是注重人本身 的意念,明鬼 和天志 的观念注重 的是人外在 的事物。墨子“非命”而尚“力”,更是一种对人 的主体 的自觉、克服命运安排 的自觉,其基本精神是否定天命,追求真理,有着历史 的进步意义。从墨家“强力” 的观念出发,“非命”并不是否定天 和鬼神,而是与其“天志”、“明鬼”观念相结合,主观上借“人” 的主观能动性 和在客观上利用“鬼神” 的宗教权威来曲折地推行自己 的政治理想。因此,对 于转型时期 的农村地区应当注重向农民宣传非命观,不要屈从 于命运,要积极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观念也有利 于中国农民勤劳、艰苦奋斗性格 的养成。   
    在现代化大潮汹涌澎湃,农村社会转型 的关节点上,农民 的传统价值观念七零八落,现代观念尚未形成,农民普遍陷入一种群体性焦虑 和精神空虚之中,因此,应该从墨家兼爱、非攻 的层次上来合理引导农民进行一种新 的 和谐观念 的重构,避免农民 个体 的过分原子化,注重群体活动 的一致性,关注边缘群体,推动贤人民主,重构敬天保民 的传统观念,呼吁人性 和信仰 的回归。

* 張岩濤,(1989—),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

[1]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在《新鄉土中國》中提到,地方性共識指 的是由熟人社會 的信息全對稱狀態而産生 的公認一致 的規矩,就是地方性共識。地方性共識包含價值與規範,是農民行爲 的釋義系統 和規範系統,由其形塑 的行爲邏輯,稱之爲鄉土邏輯。

[2]“農業-商業”二元交易體系,是指在農業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出現 的部分農民經商,而部分農民依舊務農,從而形成 的農民收入來源呈現務農經商二元化 的一種格局,以充分利用大量 的農村剩余閑散勞動力而出現 的一種農民增收體系。

[3]《墨子·尚賢中

[4]薛柏成,《墨家思想 的起源及曆史影響新探》[A],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30頁。

[5]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9月第1版,第097-097頁。

[6]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村都是實行村支書 和村主任任職“一肩挑”制度,即村內支書 和主任通常由一個人來擔任。

[7]《孟子˙節用中》

[8]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社,2007 年8月第1版,第95頁。

[9]同上。

[10]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社,2007 年8月第1版,第95-96頁。

[11]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社,2012 年8月第1版,第96頁。

[12]同上。

[13]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9月第1版,第007頁。

[14]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社,2012 年8月第1版,第96頁。

[15]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9月第1版,第040頁。

[16]《墨子·明鬼下》

[17]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社,2012 年8月第1版,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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