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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說法” 的維度與鄉土本色

lol赛事竞猜_lol竞猜官网_lol联赛竞猜_【加油武汉】——兼論《秋菊打官司》中 的禮與法二難問題

一個“說法” 的維度與鄉土本色————兼論《秋菊打官司》中 的禮與法二難問題
 
摘要:中國積極借鑒西方法律制度以推動本國 的法治化進程,曆史傳統 和現實條件 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 的法治進程具有不同 于西方 的特點。深根 于中國基層鄉土社會 的傳統禮治秩序遭受到現代法治思想 的嚴重沖擊,然而同時,現代司法制度在調解農村基層社會矛盾 和穩定鄰裏社會關系時也産生了許多矛盾。如何處理好禮與法 年P系,實際上是在借鑒西方法治思想 和揚棄傳統禮治思想 的過程中必須解決 的現實問題。“送法下鄉”,當“法治”與“禮治”相遇,一些尴尬 的二難問題便産生了。電影《秋菊打官司》裏 的案例就其中之一。
 
關鍵詞:权利   乡土社会   生育观念   礼治与法治   送法下乡
 
本文刊載 于中國雲南省委黨校《創造》雜志2015 年第8期
 
 
序言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語出《論語·顔淵》
 
當西方法律觀念在中國傳播,一套普遍合式 的現代法律機制在中國建立,當中國 的現代化法治進程由變法階段深入到普法階段,“曆史傳統 和現實條件 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 的法治進程具有不同 于西方 的特點”。借用時下流行語“遇見”來打比方,就是當“送法下鄉”遇見鄉土社會,當“法治”遇見“鄉禮”,矛盾也在現代與傳統 的沖突之間自然而然地産生。張藝謀導演執導 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以近似紀實 的藝術手法,展現了一個鮮活 的例子,特別引起中國法學界 的研究興趣。
故事起因 于一件小爭執,並被主角貫穿始終都在主張 的一個“說法”延續 和深入。生活在中國西北小山村 的村民萬慶來想在承包地上蓋個辣子樓,因未獲得村長王善堂批准與其發生爭執。慶來罵只生了四個女兒,沒有兒子且被絕育 的老漢王善堂“下輩子斷子絕孫,還抱一窩母雞”。村長怒火中燒,踢了慶來下身一腳並造成其肋骨骨折。慶來 的媳婦秋菊認爲“要命 的地方”不能踢,找村長討要個“說法”,要村長認錯。村長不以爲意,她就屢次三番逐級告狀,向公家人討要她 的“說法”。過 年時,秋菊難産了,村長冒著大雪連夜趕去相鄰 的王莊找人將秋菊送去醫院,挽救了秋菊母子 的生命。兒子 的順利出生不僅使秋菊討“說法” 的矛盾如煙消雲散,還使她對村長感激不盡。而兒子滿月酒時,正當秋菊一家等著村長來吃飯,卻得知中級法院已經以輕度傷害罪將村長王善堂逮捕並行政拘留15天。此時秋菊陷入了難堪 的困惑——她討要 的是個“說法”,沒讓抓人,政府卻怎麽把人抓走了?
 
李公安:慶來,你那片子拍出來了,是肋骨骨折,雖然已經好了,但案情性質發生變化了,是輕度傷害罪,中級人民法院已經依法把王善堂行政拘留十五天。
秋菊:拘留了?!
李公安:就是讓公安局抓走了。
秋菊:抓走?我就要個說法麽,我就沒讓他抓人麽,他咋把人抓走了呢?
 
與秋菊 的困惑同時産生 的,是法學家們深刻 的發問:“當我們看到一種據說是更爲現代、更加關注公民權利保障 的法治開始影響中國農村時,給農民帶來了什麽,這種“現代 的”法治在他們那兒能否運行,其代價是什麽?”
一個“說法” 的維度:維權還是其他?
    影片上映早期,将眼光聚焦在“打官司”上 的一些论者会赞美秋菊维护权利 和追求正义 的执着,认为影片中秋菊遭遇侵权时逐级向行政机关请求复议 和向司法机关寻求法律援助 的行为反映了农民法律意识 的增强 和自我意识 的觉醒,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法治意义。他们甚至会借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 的主张:“抵抗不法是义务,是权利人对集体 的义务——因为抵抗是道德 的自我维护 的命令——是权利人对集体 的义务——因为为了成果丰硕,抵抗必须是普遍 的”, 高呼“鬥爭是法 的生命” 的宣言。
結合影片《秋菊打官司》拍攝時(1992 年) 的背景 和中國法制語境來分析。當時適逢1982 年憲法頒布十周 年 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行政訴訟法》制定實施兩 年,中國正在走向法治化道路。人民群衆逐漸學會用法律來維護自己 的權利,産生出一種打破了千 年傳統觀念 的裏程碑式 的“民告官”現象。人民群衆漸漸懂得,原來公家人也是可以被拉下馬來對簿公堂 的。
誠如此言。但是,如果張藝謀導演單純地想要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制作一部宣傳片,那麽編劇也就不用費盡心機爲該片設置一個歐·亨利式 的結局。可見影片所要表達 的並非這般簡單,因爲在村長挽救了秋菊母子(兒子)生命後,在法律處罰還未傳達前,矛盾就已經自然地化解爲秋菊一家對村長 的感激。村長甚至誇贊秋菊有本事(村長罵自己老婆說:“你看人家,想生兒子,就生兒子”)。然而就在觀衆爲秋菊維權 的行爲叫好時,法律就像個害羞 的小女孩在秋菊 的“說法”面前紅了臉。法律確實以它 的方式維護秋菊 的權益,拘留了村長,卻“因脫離鄉土氣息”使秋菊陷入困惑,離那個“說法”越來越遠。那麽秋菊貫穿整部影片 的“說法”究竟是什麽呢?或許可以從那些飽含鄉土色彩 的台詞中找出些端倪。
爲“要命 的地方”討說法:鄉土社會 的家族主義 和延續子嗣
首先,不得不提在秋菊 和村長中間反複調解 的李公安,是他問清楚了事情 的原委:
 
秋菊:我家是種辣子 的,你知道不?
李公安:知道。
秋菊:我家總想蓋個辣子樓,磚瓦都備好了,村長他就是不批,沒辦法,我就在我承包 的地裏拾掇了一塊地邊邊,想在那地方蓋了就算了,村長還是不批,他說有啥文件,那我說,你有文件可以,你有文件,你就把那文件拿來給我看一下,他說不用給我看,他說他就是文件,不給我看。
李公安:這你別說,還真格有這文件。這承包地是讓種莊稼 的,都在裏頭動開土木了,那咱吃啥?
秋菊:那文件上也沒寫打人這一條。他是村長,打兩下也沒啥,他也不能隨便往那要命 的地方踢。
李公安:一個巴掌就拍不響,沒個因由他就能隨便打人?到底爲啥?(問秋菊小姑)爲啥?
妹子:我哥氣不過,罵了他一句。
李公安:你哥罵人啥呢?
妹子:罵他下一輩子斷子絕孫,還抱一窩母雞。
李公安:這就是慶來 的不是了。誰都知道,王善堂四個女子沒兒麽,這話是糟老漢心窩子,去 年計劃生育剛給老漢計劃了,這事就不能提麽。
秋菊:再怎麽說,他打人就是不對,他是村長,不能隨便往那要命 的地方踢。我找他去尋個說法,他說他不管,說踢了就踢了,你踢了,你不管誰管,你是村長,你還打人,你就是不對麽。
李公安:就這事,是吧?
秋菊:噢。
李公安:我跟你說,他打人肯定是不對 的……
秋菊:就是不對麽,往那要命 的地方踢,踢壞了,他……
李公安:我剛不是給你說了麽,肯定不對麽……
 
村長王善堂生氣踢慶來,因爲慶來罵他下輩子只生女孩(還抱一窩母雞),斷子絕孫,這對 于只有四個女兒沒兒子 的村長而言是絕不能提 的糟心事。有意思 的是,秋菊並不覺得慶來不該被村長踢,她只是反複強調“不能隨便往那要命 的地方踢”,即使是村長也不能。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秋菊是明白鄉土中國 的規矩 的。她知道自己懷著 的孩子還不明性別,萬一慶來 的下身被村長踢壞了,自己又生了個女孩,這就意味著老萬家 的香火要絕滅。故事情節從慶來擔心秋菊在村路上折騰使孩子流産,以及之後秋菊到縣裏請人代寫訴狀,帶慶來尋訪治療下身 的鄉裏名醫,兒子順利降生使怨恨消散等等,無一不與“那要命 的地方”有關。從這段話 和其他情節可以看出,秋菊要 的這個“說法”從一開始就 和“那要命 的地方”有關,即萬一慶來 的下身被村長踢壞了,自己又生了個女孩,老萬家百 年後便無人承嗣血脈,這個責任是不是應該讓村長承擔 的道理。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秋菊 的說法與鄉土中國傳統 的“重男輕女”生育觀念密不可分。瞿同祖先生認爲,“中國古代法律 的主要特征表現在家族主義 和階級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識形態 的核心, 和中國社會 的基礎,也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 的制度 和社會秩序。”封建社會 的家族是父系家長制 的,它依然大量地保存在以小農經濟爲主 的農村家庭 的秩序中。男人是農耕時代主要 的勞動力,是主要收入來源,支撐起家庭開銷,在家庭中具有不可撼動 的權威地位。
血緣是家族 的根基。“血緣社會是穩定 的,缺乏變動……血緣社會就是想用生物上 的新陳代謝,生育,去維持社會結構 的穩定。父死子繼:農人之子恒爲農,商人之子恒爲商——那是職業 的血緣繼替;貴人之子依舊貴——那是身分 的血緣繼替;富人之子依舊富——那是財富 的血緣繼替。” 因此,在以血緣爲紐帶 的小農經濟鄉土社會裏,男丁自然成爲傳宗接代,延續子嗣,使一個家族血緣存續 的必要條件。
這便是秋菊向村長討要 的說法 和執著爲“那要命 的地方”要個說法 的原因。從此折射出 的,是身處中國基層 的鄉村社會所具有 的鄉土本色。
中國基層社會 的鄉土本色與鄉土社會秩序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将西方文化划分为“阿波罗式”(Apollonian) 和“浮士德式”(Faustian)两种文化模式。前者借古希腊最多才多艺 的光明之神阿波罗之名,认定文化被规制在一 个超人类 的宇宙完善 的秩序中。人类应当安 于其位,自觉接受 和维护它 的安排。后者认为人生是 个无限创造、不断改变 和对现实限制不断克服 的过程,冲突是存在 的基础又阻碍着生命 的存在,而克服阻碍就是生命 的意义。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指出,“這兩種文化觀很可以用來了解鄉土社會 和現代社會在感情定向上 的差別。鄉土社會是阿波羅式 的,而現代社會是浮士德式 的。這兩套精神 的差別也表現在兩種社會最基本 的社會生活裏”。
中國社會以占據人口最大基數 的農業人口爲基礎,這些世代依地爲生、安土重遷 的“鄉裏人”,在“土” 的養育 和熏陶中形成濃固 的鄉土性性格 和感情定向,而這正是中國基層社會 的本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 的。”
鄉土社會秩序 的維持,有很多方面 和現代社會秩序 的維持是不同 的。禮 和法都是社會公認合式 的行爲規範,所不同 的是維持規範 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 的權利來推行 的。‘國家’是指政治 的權力,在現代國家沒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權力。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 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範 的是傳統。”“禮”就是通過一代一代地積累 和傳授來幫助人們生活 的祖宗之法,是安土重遷 的農耕民族結合土地實情世代形成 的可靠經驗。鄉土社會秩序並不像現代法治社會是由成文法律體系規範著生活 的方方面面,它來自 于傳統,是社會經驗長久積累後逐漸養成 的群體習慣。
這是個“無法” 的社會,卻是個“有禮” 的社會。“無法”並不影響鄉土社會 的秩序,它通過“禮治”來維持,使人們從傳統教化中養成個人對祖宗之法 的敬畏之心,使人主動地服膺 于成規。子曰:“克己複禮爲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 而法律則不同,它是從外限制人 的,用“罪、責、罰”三位一體 的理性框架來審視人們 的行爲。不守法得到 的懲罰是由特定 的權力加之 于個人 的,也就是說個人在法律面前被動地服從 于它 和支撐它 的強權。因此,在鄉土社會中,“傳統 的重要性比現代社會更甚,那是因爲在鄉土社會裏傳統 的效力更大。”
秋菊 的困惑:當“法治”遇見“鄉禮” 的二難問題
影片中有幾個有意思 的情節。一個是秋菊爲慶來幾次三番找公家人討說法無果,明明占理 的她反而遭到了鄉裏鄰居 的排斥,甚至慶來 的反對。另一個情節是影片 的結尾,村長因爲致人輕度傷害被行政拘留,似乎秋菊已經得到一個說法,然而秋菊得知村長被拘留後卻又陷入了尴尬 的困惑:
 
李公安:就是讓公安局抓走了。
秋菊:抓走?我就要個說法麽,我就沒讓他抓人麽,他咋把人抓走了呢?
 
秋菊 的困惑,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法治進程中,現代法治思想遇到傳統鄉禮時産生 的二難問題。
中國傳統法是一部倫理法,同時也是一部飽含人 年P懷 的溫情法。崇尚 和注重人情是其特色之一。禮教對鄉裏矛盾 的調解是一個教育 的過程。禮在鄉土社會中處 于主導地位,緩 和著法 的強制性 和暴力性,其目 的是在鄉村以血緣爲紐帶 的聚居家族 和因農耕文化世代群居 的睦鄰之間形成一種自覺 的規範 和一種具有“人情味” 的調 和。毫無疑問,這種傳統禮法是最“接地氣” 的。中國古代 的民事糾紛多以調解爲主,執法官吏不僅能夠准確理解 和運用法律,還能夠禮法並施,體現法律中 的人 年P懷。例如當兄弟或親屬爲爭財産訟 于公堂時,執法官吏便會以禮教之,以情化之。正如《北齊書·循吏傳》中一兄弟間財産糾紛案,主審東魏蘇瓊所言:“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而失兄弟,心如何?”不僅是兄弟之間,禮法還告誡鄰裏百姓,鄰裏之間也應當以 和睦爲務,以 和爲貴,彼此扶持。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傳統法 的人文主義溫情要求在處理民事糾紛案件時,宜緩不宜急;在懲惡揚善 的同時,更多地去考慮判決可能會對鄉鄰生活産生 的長遠效應 和社會結果。
現代社會 的法治觀念建立在權利論 的基礎之上,個人享有權利,國家制定法律保護個人 的權利。“以事實爲依據,以法律爲准繩。”法官只需要將案件事實進行拆分,放入法律法規已經設置好 的程式裏,根據犯罪構成 的要件進行分析,就可以進行裁判。法律保護 的是法益不受侵犯,懲罰 的是違反合式規則 的行爲。然而法律卻在秋菊打官司 的案件中陷入尴尬 的二難問題。它本依據法益保護原則 和法秩序維護原則,按照法規保護了秋菊 和慶來 的合法權益,但是這種理性 的合法宣判卻打破了千 年來調解鄉裏矛盾 的傳統禮規,將秋菊推到了與她 的生活更緊密 的鄉禮 的矛盾中心,産生較差 的社會結果。可以想象,倘若劇情繼續發展,秋菊今後將如何面對被拘留十五天後 的村長?王家 和萬家將如何相處?其他村裏人又將對秋菊 和村長進行怎樣 的評價?
中國正處 于從鄉土社會蛻變 的過程中,對訴訟 的原有觀念還是很堅固地存留在廣大 的民間,也因之使現代 的司法制度不能徹底推行,F行法作爲一種舶來品,裏面蘊含 的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平等主義原則與鄉土社會中禮法體現出來 的秩序倫理相差很大,因爲“在中國傳統 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 于一切人 的統一規則。” 秋菊生活 的村子就是一個很典型 的例子。
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中指出:
 
“這一套已經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 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樣利用。在鄉間普通人還是怕打官司 的,但是新 的司法制度卻已推行下鄉了。那些不容與鄉土倫理 的人物從此卻找到了一種新 的保障。他們可以不服鄉間 的調解而告到司法處去。當然,在理論上,這是好現象,因爲這樣才能破壞原有 的鄉土社會 的傳統,使中國能走上現代化 的道路。但是事實上,在司法處去打官司 的,正是那些鄉間所認爲“敗類” 的人物。依著現行法去判決(且把貪汙那一套除外),時常可以 和地方傳統不合。鄉間認爲壞 的行爲卻正可以是合法 的行爲, 于是司法處在鄉下人 的眼光中成了一個包庇作惡 的機構了。”
 
顯然,秋菊 的村子 和那些除秋菊外 的村民就是鄉土中國 的一個縮影。李公安作爲秋菊 和村長之間 的調解人,實際代表著禮與法在曆史 和現代之間 的連接。而秋菊,正是“送法下鄉”初期現代法治思想對舊有禮治秩序進行沖擊時,那些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並希望運用尚未熟悉 的現代法治思維來解決舊秩序中民事糾紛 的人民 的典型代表。矛盾已經很突出,法律在本土化過程中,陷入了調解鄉情民怨 和維護法益原則 的二難問題。
《秋菊打官司》:一次尴尬 的“送法下鄉”
秋菊打官司,是“送法下鄉”初期現代法治思想與舊有禮治秩序沖突下,人民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並希望運用尚未熟悉 的現代法治思維來解決舊秩序中民事糾紛 的一個經典案例。然而它確實是一次尴尬 的“送法下鄉”。
著急 于“送法下鄉”,將現行法律制度推行到農村,不僅應該看到法治思想在空間廣度上 的傳播,還更應該看到,現行司法制度在推廣初期破壞了原有 的禮治秩序下 的默契 和關系,並且在諸多客觀要素影響下沒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正如蘇力教授所言 的,以一種開放 的心態吸收西方 的觀念 和法律制度,同時應該對那種“大寫 的”普適真理保持一種懷疑,“因爲這種大寫 的真理有可能變得暴虐,讓其他語境化 的定義、思想 和做法都臣服 于它。”
鄉土中國 的複雜性決定了中國 的司法實踐絕不能單純地依靠制定若幹法律法規 和設立若幹法庭來實現。法治秩序 的建立,在引入西法法治思想 的同時,應該積極地結合鄉土民情。“如果按照那種普適 的、客觀 的權利觀 和法律制度,權利 和權利保護都將以一種外來 的觀念來界定,而對 于人們 的‘地方性知識’卻沒有給予多少重視。” 改革與鄉土中國 的群衆路線相適應,結合本土化中 的地方性知識。一方面,要肯定傳統禮治思想對調解農村基層社會矛盾 和穩定社會關系起到了不可磨滅 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要批判地繼承古代中國 的法禮思想,對傳統法進行揚棄,使其法律溫情 和人 年P懷得以繼承 和發揚。因此,法官在審理案件 的過程中,應該積極考察什麽樣 的判決結果是最適 的:不僅合法,而且較爲合乎情理;既解決實際問題,又能産生較好 的社會結果。
結語:一個人 的困惑?
2011 年3月10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這個裏程碑式 的標志,在體制制度層面宣告了我國宏觀立法結構 的基本完成,無疑讓中國法律界爲之振奮。
然而,法治中國 的現代化進程與她廣大 的鄉土禮法基礎在相遇 和融合 的過程中,誠然還存在著諸多不適應。如果說秋菊打官司 的經曆是一次尴尬 的“送法下鄉”,那麽它引發 的法律界廣泛而深入 的思考 和討論,無疑爲新中國 的法理理論 和司法實踐積累了寶貴 的經驗。秋菊 的村子就是鄉土中國 的一個縮影。影片用“秋菊 的困惑”,巧妙地將現代法律本土化進程中遇到 的“法治”與“鄉禮” 的二難問題含蓄地表達出來。因爲這本來就不應該是秋菊一個人 的困惑。


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25頁。
(德)魯道夫·馮·耶林著,鄭永流譯,《爲權利而鬥爭》,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年,第12頁。
語出《孟子·離婁章句上》。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血緣 和地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115頁。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男女有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73頁。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鄉土本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9頁。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禮治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84頁。
語出《論語·顔淵》。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禮治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84頁。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無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95頁。
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無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95頁。
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27頁。
蘇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27頁。

录入编辑: 李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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